“高端定制可以让一个设计师出名，但是却不能保证让他发财。”意大利时尚协会主席马里奥·博赛利(Mario Boselli)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由于前期要承担高昂的成本和较大的压力，很少有设计师或企业专做高端定制。王玉涛表示，这些资金上的压力通常需要成衣制作业务来分担，虽然他和工作室都愿意投入更多精力到高端定制中，但现实却是——如果只做高端定制，工作室可能都养不起自己。虽然高端定制服装的价格非常高昂，但与每件衣服背后的物质和时间成本相比，利润并不算高。战英杰向记者透露，“社稷”创立一年多，虽然客户群在逐渐壮大，但至今也还未盈利。

　　“高端定制的服装要花很多时间去打磨，你无法在短时间内做出真正高质量的东西。”王玉涛告诉记者，一件高级定制服装，无论是男装还是女装，因为工艺繁复程度不同，从设计到完成需要一个月乃至数月的周期。有时在制作一件女装时，因选用了真丝等特殊材质面料，料子至少要悬垂静止48个小时以上，才可以让纱线很好地顺应地心引力，使女服的下摆产生飘逸灵动的感觉。

　　在战英杰看来，高端定制的市场规模不会太大，因为“这毕竟不是流水线上的产品”。

　　张庆辉认为，随着消费层次和消费结构的升级，高端定制的市场会越来越大，而突出个性化，满足情感消费体验应该是高端定制始终坚持的准则。“目前国内做得好的设计师和品牌都有一个共同点：始终以客户需求为核心价值。他们专注于品质和细节，力求满足消费者的每一个要求，在设计上精益求精，因此形成了良好的顾客口碑。”

　　随着“无用”和“例外”走红，不少人都将高端定制与“民族品牌的希望”联系在一起，资本市场上不断传来的利好消息也让游资蠢蠢欲动。

　　“这不是一个可以赚快钱的产业，想做好这一行，需要有信仰，需要坚持，需要热爱，它跟做商业不一样，不会有很高的回报。”王玉涛告诉《中国经济周刊》，“高端定制对技术要求非常高，工人至少要有10~15年经验。30岁以下的人，无法从事高端定制。”

　　熟谙中国服装产业链的设计师战英杰认为，国内整个服装行业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大家为了走量，为了要利润，跑得太快了，往往忽略了细节——这是做衣服时遇到的问题，也是整个服装产业的问题。做高端定制，就要跳出这种工业化思维，要“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标准，忍得住亏损”。

　　中国服装也在寻求突破，“社稷”的订单以前全部交给意大利人去制作，纵然保证了工艺的精湛，但由于生产周期太长，公司从旗下工厂及公司外遴选了十几位拥有近20年工作经验的工人，根据从意大利带回来的样品来尝试自己制作。现在，这些工人的作品已经和意大利样品看不出明显差别，而成本也得到了大幅降低，衣服的价格也能为更多人所接受。“选择国外设计加工最终还是为了自己学习提升。”战英杰说。

　　“国外高端定制品牌试衣次数往往更多，有的品牌有时甚至要试衣10次。在中国，这显然不现实。中国人都太忙了，有时试一两次就烦了。”战英杰表示，节约时间，尽量减少试衣次数并保证品质，是客户带给中国高端定制品牌的另一个挑战。

　　“中国人不缺技艺，只是少了眼界。高端定制，真是一个时间砥砺出的产业。这个产业前面的道路或许有金光，但未必宽广，后来者还是谨慎行之。”她说。

　　战争后，在最早的通商口岸宁波，出现很多被称为“红毛”的欧洲人，不少宁波裁缝为他们裁制过服装，“红帮裁缝”由此得名。后来，红帮裁缝转战上海滩，为各界名流定制服装。他们是中国近代史上较早的高端定制从业者，在中国服装史上，“红帮裁缝”创立了五个第一：中国第一套西装，第一套中山装，第一家西服店，第一部西服理论专著，第一家西服工艺学校。

　　1956年由上海迁京的波纬、造寸、蓝天等7家服装店和中央办公厅附属加工厂合并组成后来的北京红都服装有限公司。红都坚持个性化定制服务，曾先后为、、、等和国家领导人以及西哈努克亲王、莫尼克公主、布什总统等外国首脑制装服务，堪称新中国服装高端定制第一家。

　　已在服装界声名卓著的设计师郭培，偶然为演员鲍蓉定做了一件衣服，开启了她的“高级定制”梦想。1997年，她创办北京玫瑰坊时装有限责任公司，从此潜心于高端定制，为众多明星及各种晚会设计礼服，郭培因此被称为“中国晚会定制装第一人”。随后，国内出现了一批知名高端定制得品牌和设计师，如谢峰的吉芬、王玉涛的BeautyBerry、刘薇的玫瑰黛薇等。

　　随着消费者对服装个性需求增加，一些知名服装企业如大杨创世、中国服装、朗姿、白领等在批量生产之外展开高端定制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