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周，燕为同姓大国，在王朝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然文献对燕国的记载较少，涉及纺织的记载更是寥寥。随着考古工作的日益深入，学者们对西周燕国的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目前学界多是对始封地、墓葬、铭文等方面的探讨，对经济特别是纺织方面的考察较少。我们以考古资料为基础，结合传世文献试对西周燕国纺织技术进行分析。

　　纺织业自古就是我国主要的手工业门类，早在新石器时期我国先民就已掌握了简单的纺织技术，考古发掘我国最早的丝织物为浙江省湖州市钱山漾出土的绸片、丝线、丝带等织物。到商代纺织技术有了进一步发展，西周继承和发展了商代的纺织技术。

　　西周时王室经济实力较强，纺织技术较为发达，这不仅体现在技术上，还展现在品种和数量上。除《诗经·豳风·七月》《诗经·小雅·大东》等文献资料外，亦有铭文与之印证。青铜器铭文是我们研究历史最可靠的一手资料。

　　周王在封建、册命、祭祀、战争、朝聘中均有赏赐活动，据铭文所载，丝束、帛束、服饰、旗帜等纺织品便是重要的赏赐物品，仅衣物又可分为织衣、玄衣、玄衮衣等，数量之大、种类之多均体现了王室纺织业的发达。另外，考古发掘亦出土了不少包裹铜器的织物和荒帷、缀玉幎目等。畿内封国的纺织技术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王室水平，伯墓地出土了斜纹组织结构的丝带，其上的菱形图案应是提花机织出来的，而刺绣制品印痕是现知我国最早的刺绣文物。

　　燕国始封君“召公”与周公分掌王室大权，《史记·燕召公世家》记载：“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CQ9电子 CQ9传奇电子”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是燕国的始封地，较晋、卫等国来说较为边远。

　　燕人结合本地实际较好地推动了经济的发展成为七雄之一，这离不开手工业的发展，纺织业便是燕国重要的手工业门类。復作父乙尊铭“匽侯赏復䌹衣、臣、妾、贝”（《集成》），说明纺织品亦是匽侯重要的赏赐物品，再加上纺织品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大量的纺织品才能满足需要，这必须有与之匹配的纺织规模与技术。

　　燕国是西周重要的纺织原料产地，这为其纺织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麻习性喜温热湿润，籽实可食、纤维可用于纺织，是先秦时期重要的纺织原料。纤维在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就多有发现，CQ9电子 CQ9传奇电子可见其历史悠久。麻亦是西周燕国重要的农作物和纤维作物，燕国的北部边疆主要是以大小凌河流域为主的辽西地区，地势西高东低，负山面海。

　　“据水文资料推断，古代大凌河流域水量充沛、低山丘陵植被覆盖率高，具有农牧皆宜的自然环境。”从自然条件来看，辽西地区较适合麻的种植。这在考古发掘中亦得到了印证，辽宁北票夏家店下层墓中发现，小孩骨架上附黄色平纹麻布残迹，每平方厘米经纬线根。

　　证明西周以前麻已在辽宁地区种植了，亦已掌握了麻织技术。此外，在北京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亦发现了麻织品，但“未见成形者，多黏附在青铜器表面，经纬痕清楚”。这说明，北京地区的燕人与辽西地区的人们一样，不但广泛种植麻类作物，而且掌握了麻织技术。天津、河北北部等地的大部分地区处于北温带气候区，较适合麻的种植，所以我们推测西周时燕国境内已广泛种植麻。

　　丝织亦是西周燕国十分重要的纺织业，其原料主要为蚕丝，充足的蚕丝供应需要发达的养蚕业来支撑。我国蚕桑业历史悠久，甲骨文中就有了“蚕、桑”二字，胡厚宣先生曾举出武丁时期对蚕桑的占卜及对蚕神祈祷的卜辞，如“戊子卜，乎省于蚕？”（《续补》）殷代的祭蚕典礼十分隆重，同样对蚕神“求年”，可知蚕桑业与农业一样，亦为一年的重要收成。

　　西周时期蚕桑业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人们对蚕、桑的习性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诗经·豳风·七月》便有明确的记载。养蚕必先植桑，所以桑树的广泛种植是前提。桑树的根系发达，具有萌芽力强、生长快等特性，亦有抗旱耐寒等特点，而且桑树寿命较长，所以桑树在我国各地被广泛种植。

　　据学者研究，早在新石器时代辽宁锦西就已有了育蚕业。西周时燕国的桑树种植十分普遍，《史记·货殖列传》载“燕、代田畜而事蚕”，指出燕国是蚕桑业的重要地区。考古发掘亦与之印证，据统计，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ⅡM205、ⅡM54、ⅡM264三座墓葬中出土了玉蚕，且均置于男、女墓主头部，或将其视为饰发器。

　　玉是贵族身份地位的象征，玉蚕除用于头饰外，还用于项饰、玉佩、玉琀，多见于西周时的晋国、燕国、虢国，均为宜桑之地。这不但从侧面反映出人们对养蚕的重视，而且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蚕桑业的重要性。琉璃河出土的ⅡM264:23玉蚕，头大尾小，头上有眼，体为4节。

　　M54:47长2.5厘米，头上有眼，体为9节。玛瑙蚕形佩长3厘米，雕刻出了眼、嘴，身呈数节状。足可看出西周燕人对蚕的体貌特征已十分的了解，极可能已熟知蚕之习性。此外，燕国多处于温带气候区，较适宜桑树生长。正如《诗经》所载在山地、坡地、湿地、水旁、庭院等均可植桑，甚至有的地方已成桑林。

　　由《诗经·大雅·瞻卬》中的“妇无公事，休其蚕织”；《周礼·天官·冢宰》中的“中春，诏后帅外内命妇始蚕于北郊”；《礼记·月令》中的“季春，后妃斋戒，亲东乡躬身桑”；《孟子·滕文公下》中的“夫人蚕缫以为衣服”等记载来看，西周时已有了“蚕室”，在“蚕室”中养蚕不但要注意桑叶的质量和清洁，而且对室内卫生、温度、湿度、气流、光线都有较高的要求，只有在适宜的环境中，蚕才能茁壮成长。

　　而从文献和考古资料可以看出，西周时期的蚕桑业在当时社会中是极受统治者重视的，这亦是蚕桑业大国燕国的写照。西周时期的燕人已经注意到了环境对蚕的影响，对“蚕室”内的排水、干湿、温度等已能调控，“蚕室”的使用极大地推动了燕国纺织业的发展。

　　西周时期，纺织主要由妇女承担，且颇受统治者重视，西周燕国亦是如此。麻织和丝织是燕国纺织业中的重中之重，目前已在多地发现西周燕国的丝织品和麻织品，多见于墓葬和车马坑之中，除衣服一类的痕迹外，还有包裹青铜器、覆盖棺顶之上或木椁底部的织物。

　　北京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发现了麻织品和类似绢一类的残迹，其标本经北京纺织科学研究所鉴定，质地为绢丝，组织结构为平纹，密度为28×27根/平方厘米。M1193号墓出土的Ⅰ式青铜戈表面有纤维类痕迹、M1193:89圆饼形饰出土时亦粘有纺织器痕迹。

　　北京昌平西周木椁墓中青铜戈表面有席纹残痕、甲泡之联缀物为皮革或丝织品但已腐朽，这些纺织品多用于包裹青铜器。1981-1983年琉璃河燕国墓地发现，有的纺织品覆盖在棺顶之上，也有部分墓地的尸骨上有衣衾之类的痕迹。有些玉石、玛瑙和料质装饰品，原是用线穿起的串饰，有的似固定在纺织品之上。辽宁朝阳魏营子西周燕国M7101的木椁底部亦发现绢布一类丝织物20余层。

　　学者对朝阳所出织物进行分析，有平纹绢、方孔纱、经二重三种织品。每根纱的丝素有100对类三角形，约100个茧。经鉴定，朝阳所出西周燕国的织品方孔纱虽然织法和一般平纹织法基本相同，但它的经纬密度则需要专门控制，这需要高超的纺织技术。

　　也有学者将朝阳所出织物与宝鸡所出织物进行比较，发现两地的经丝和纬丝都是没加捻的平直线，是经过缫丝的长丝织品。两地织物组织相近，并且各有特色，从技术形成和发展来看，缫丝技术的成熟、并丝织技术的形成是势在必行的。

　　特别是朝阳出土的经二重织品，是由两组经丝与一组纬丝交织而成，表经与里经的排列比为1∶1，组织结构设计非常巧妙，正反面都采用了三上一下的经重平组织，形成完全对称的外观效果。朝阳地区所出丝织品经二重是相对复杂的组织，它的出现标志着我国织物组织运用上有了重大的突破，由简单组织、变化组织跨入了复杂组织的行列，为我国古代织物组织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充分说明西周燕国的纺织技术的先进。

　　前，考古出土的燕国织物往往多腐朽难辨其色，如辽宁朝阳魏营子燕国墓出土的绢物整体呈现黄褐色，可能颜色已脱落，所以我们只能结合考古与文献对西周时期燕国纺织品的染色技术进行大体推测。染色在我国新石器时代就已出现，到周代有了很大进步。

　　《周礼》中记载了与染色有关的官职，虽不能完全作为信史，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情况。染色原料主要为矿物染料和植物染料两种。矿物染料主要为朱砂、石黄等，植物染料主要为蓝草、茜草、紫草等一类的植物，主要采用浸透的方式对织物进行着色。此外，桑树的枝叶、桑皮都是较好的天然植物染料，所以我们认为西周燕国极可能用此对织物进行着色。

　　此外，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的西周燕国的纺轮，其中北京、天津、河北北部、辽西地区均有出土，经统计，出土石制纺轮10余件、陶质纺轮140余件，骨纺轮2件，多达150余件，这亦是燕国纺织业较为发达的铁证之一。

　　统而观之，西周燕国有着丰富的纺织原料，燕人对蚕桑的养殖颇具心得，且养殖技术先进。燕人利用织机、提花机等进行纺织，织品有平纹绢、方孔纱及组织复杂的经二重等品种。着色技术采用浸透方式进行，以矿物染料和植物染料为主。燕人的纺织技术较高，堪与王室相媲美。